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如果黨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信息技術加快了社會分化解構，重構了人際傳播管道。隨著黨員中網民、“數字原住民”比重持續攀升，黨員工作生活信息化、網絡化、數據化持續加深，傳統的黨建方式對黨員特別是年輕一代黨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降低。傳統組織生活方式也難以滿足和適應黨員群眾信息化生活的進程。黨必須轉變自身建設的手段和形態，發揮統籌協調優勢，讓“最大變量”變成“最大正能量”。

一些優秀的基層黨建工作者最先在實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信息化和大數據時代給黨的工作帶來的現實挑戰，探索出了“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進一步推廣這種黨建新創造，必須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上，深化對“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內涵的認識。

什么是“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

目前，對“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統一的看法。“互聯網+黨建”和“智慧黨建”是在信息化發展新階段，黨建信息化、數字化的時代性稱謂。它是運用信息化新技術，整合各方資源，更有效地加強組織管理，提高服務群眾水平，擴大黨在網絡世界存在感和數字化影響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新平臺、新模式、新形態。

“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是黨建數字化、在線化和智能化形態。它將黨建工作通過一體化網絡平臺集成，將紙質內容電子化，線下黨建工作及服務群眾工作流程化、線上化、數字化，以解決黨員、群眾與黨組織的時空限制，更迅速及時地獲取權威的相關信息，更便捷地辦理相關組織業務、參加組織活動為基礎，通過數據收集整理分析，實時獲取黨員和群眾對黨的看法、需求及趨向，黨員和黨組織的活動狀況，及時調整黨的工作內容和重點，并從網上獲取黨員群眾對調整的意見反饋，循環往復、實時協同，從而更加有效地改進自身建設、服務群眾，使黨的建設更具時代性、開放性、互動性、民主性，最大限度地激發網絡空間的正能量。

“智慧黨建”是“互聯網+黨建”的高級階段，側重用大數據分析產生新認識，預測新動向、提供新思路。它是運用互聯網每時每刻產生的海量數據和日趨成熟的大數據分析技術、機器學習，時時、精確、動態把握黨組織和黨員的情況、群眾的需求及黨的工作的未來發展趨勢，通過精準施策，主動推送，流程監督，指數評價，促進黨建整體統籌、層級壓縮、效率提升和自身優化，達到管理、服務和引領的定制化、精確化、個性化、智能化。

“黨建+互聯網”“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都屬于黨建信息化，是不斷演化升級的。它們代表著從新的方法、手段到新的工作平臺、體系再到新的自動化、智能化黨建模式和形態的迭代。“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是約定俗成的說法,其主體仍然是黨建，重點是黨建的時代轉型。

“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的性質

“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是我們黨在大數據時代主動應對時代變遷的自我轉型和自我革新。

它具有政治性。“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姓黨。它由黨組織領導和主導，以為人民服務為中心，以提高黨建科學化水平和執政能力為導向，遵循黨章，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落實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

它具有革命性。主要體現在“四個革命”上。

（1）開放革命。在黨建一體化網絡平臺上，黨的各項工作得以標準化、規范化、流程化、透明化，并實時在線呈現，黨組織和黨員、群眾可以實時在線監督。

（2）思維革命。它既把以往模糊定性、不可量化的黨建活動及其效果系統化、數字化、指數化，變成可操作的定量分析，又促使黨建工作者從聚焦因果轉變到從更廣闊的關聯上思考定位、解決黨建問題。

（3）身份革命。做好“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領導干部不僅僅應該是黨務、業務管理者、決策者，還必須是黨建網絡平臺管理者和數據分析師。

（4）方式革命。它使黨建工作由事后處理轉變為事中管理，甚至事前預警、引導，并由內在正向驅動轉變為外在逆向驅動與內在正向驅動并行。

它具有融合性。主要體現在“三個融合”上。

（1）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它并不是要取代線下黨建和黨的工作，而是將傳統的、物理世界的黨建的有效做法轉變為黨建網絡系統和應用，彌補新形勢下線下黨建觸角延伸不到的空間和領域。同時，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分析網上匯集的黨員、群眾的各類大數據，用分析結果指導網下黨建活動，實現優勢互補。

（2）局部與整體的融合。包括局部探索形成的黨建平臺與黨建一體化平臺的融合，黨員和黨組織上下點面的融合，黨建平臺與物聯網、移動終端、電視等的融合。

（3）黨務與政務、服務的融合。將黨、政府和社會各方鏈接、優化集成在一體化黨建平臺上，通過數據、資源開放共享，實現信息統籌、定向傳輸，既能明確責任，防止互相推諉，節約執政成本，寓管理于服務中，又能實實在在地增強民眾的獲得感。